$37,204,886,498,253

这是截至发稿时最新的美国国债总额。

根据美国政府公开的数据，自2008年起美债规模就保持着惊人的扩张速度，2017年突破20万亿美元，2024年突破35万亿，最近一年间又快速飙升至37万亿。这一数额相当于2024年美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1.27倍，折合到人均，相当于每个美国人要背负约10.7万美元的债务。

2025年以来，美国成立“政府效率部”，关闭国际开发署，推行“稳定币法案”，并在关税问题上发难全球贸易伙伴，其背后都有缓解美债压力这一动机。

事实上，美国并非没有针对国债规模的限制性制度。根据美国法律，美国政府融资需要得到国会批准。1917年美国国会颁布的《第二次自由债券法案》规定，国会对债务发行总量进行控制，也就是“债务上限”。达到“上限”后，意味着美国财政部无权再发新债。

但美债“天坑”怎么越来越大了？

限不住的“开流节源”

从实际操作来看，债务上限几乎发挥不了它应有的约束性作用。为避免债务违约引发严重信任危机，美债一旦触及规定上限，往往会采取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的做法来拖延时间。

以近几年为例，2021年美国债务上限被提高到31.4万亿美元。2023年1月，美债超过这一数额后，美国会通过《财政责任法案》，同意在2025年1月1日之前暂停设置债务上限。2025年1月2日，美国将债务上限调整为约36.1万亿美元。只要不断推高上限，就不会“触线”。

在两党政治中，债务问题更常被用作党争工具。竞选时，民主、共和两党都会将国债作为攻击对方的理由，但执政时又持续推行增加开支的政策。

拜登政府执政时期，先后通过了1.9万亿美元经济纾困法案、1.7万亿美元联邦支出法案、1.2万亿美元政府拨款法案等数额巨大的财政支出项目。2025年，特朗普政府虽采取创立“政府效率部”、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等一系列减少政府开支的措施，但7月签署的“大而美”法案又包含约4.5万亿美元的减税措施，并将债务上限继续提高5万亿美元。

无论是民主党扩大支出，还是共和党减少税收，本质上都是通过刺激经济来争取选票、维系利益集团关系。相比起可能对美国影响更长远的高债务负担，三年后的大选显然对两党而言更重要。美国国债居高不下，亦是“选票政治”的“并发症”之一。

难回头的花钱“高速路”

美债规模激增的另一原因，是美国政府支出长期高企。近十年来，美国政府年度总支出始终保持在5万亿美元以上。自2020年首次突破7万亿美元以来，这个数字再未回落至6万亿美元以下。

比如，受疫情影响，2020年以来，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支出占比最高且逐年攀升，仅2024年一年的总支出便接近2万亿美元；社会保障局近五年年度支出维持在1万亿至1.5万亿美元之间。

又如，2022年至2024年，受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影响，美国每年仅对外援助支出就高达约700亿美元，相较2021年的年度支出超出近200亿美元。截至目前，美国2025年财政支出也已接近6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支出增长目前仍未有减速迹象。

雪上加霜的是，自2022年6月以来，美联储为应对通胀启动加息，此举使得美债利率上升。据美国政府数据，截至2025年7月，由于利率上升和通胀上升导致利息支出增加，美国国债仅利息部分就已超过1万亿美元，为2025财年联邦总支出的17%。

因此，如今美国政府与美联储之间上演的降息博弈，也就似乎成了必然。苦于美债超高利息的美国政府太需要缓解偿债压力，且若美国政府对美联储的控制加深，美联储吸纳美债的阻碍也有望减小，美国政府直接通过美联储融资，也将更加便利。

不断外溢的全球影响

美国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自2013年起超过了100%，2020年起更飙升至120%以上。如此高的债务和利息总额，使得国际社会很难不对美国偿债能力产生质疑。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5月下调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是继惠誉和标准普尔后第三家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主要国际评级机构。中国、爱尔兰、瑞士等国近期也选择减持部分美债，在美债投资上释放出保守信号。

长期以来“借新还旧”的美债循环把戏，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美债不仅关乎美国内政，更因其在全世界范围内持有者众多、持仓规模巨大的特点，而具备了投资理财产品的属性。一方面，“借新还旧”的本质是将偿债压力转嫁给“债权国”，用全世界的钱填补美国的开支，另一方面，美债利率波动以及与美国偿债能力紧紧绑定的信用问题，也会影响全世界美债投资者的切身利益。

美债规模持续高速扩张，势必加重偿付压力，犹如一枚悬于美国乃至全世界头顶的“巨型未爆炸弹”，仍在不断膨胀，推高债务违约风险，为全球金融体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三里河”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