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站在当下这个时点，解构中国崛起、全球巨变的一个关键题眼。

　　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核心在一个“变“字。全球视野来看，东升西落叙事的主线，是新系统与旧系统的冲突，是新规则对旧规则的更替。旧秩序正在被打破，新秩序正在重建。

　　时代之问：保险的本质是“分蛋糕”还是“做蛋糕”？

　　何谓新秩序？新在哪里？新在认知。现代大国博弈有三大重点，能源、科技和金融。能源是弹药，科技是武器，金融是命脉。

　　应当看到，在科技与能源领域，中国已经探索出独具特色的创新路径。从人工智能的普惠发展到新能源汽车的产业突围，我们凭借系统创新和应用生态，实现了从追赶到并跑、甚至领跑的转变。这些成就背后，是一套不同于西方传统范式的新认知体系和发展逻辑。

　　而金融，也在撰写独特的“中国答案”。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国之重器”，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历程中赋予金融行业的定位。

　　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不仅具有市场化的金融功能，也承载着社会治理和民生保障的公共使命。在我国，保险业自复苏之初就深嵌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之中，成为连接国家治理、民生保障与经济运行的重要纽带。

　　但长期以来，行业面临“利差依赖”的路径锁定和功能异化的挑战。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今天，中国保险业要想向世界输出中国方案，需要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保险的本质，究竟是存量利益的分配机制，还是社会价值的共创工具？

　　换言之，保险是分蛋糕，还是做蛋糕？

　　这一问，不仅关乎行业定位，更关乎发展哲学；不仅是中国的思考，也是全球保险业需要共同面对的时代之问。

　　历史跃迁：四十载完成从“学生”到“老师”的逆袭

　　保险，自诞生之初便承载着人类对风险共担、命运与共的美好向往。从14世纪意大利威尼斯港口的船舶保险契约，到近代中国保险业的萌芽与发展，这一行业始终围绕着“保障”这一核心使命发展。

　　中国的第一张保单，最早可以追溯到1875年。但要论我国保险行业系统化发展的真正开端，是100年之后的1980年，中国恢复国内保险业务。

　　当时，中国保险业面对的是一个几乎空白的市场和一套完全陌生的规则体系。在“摸着石头过河”思路下，行业选择“拿来主义”，将西方成熟的精算模型、产品条款甚至营销模式直接移植到中国土壤。

　　选择当一个“学生”，利弊都很明显。利在于，保险行业在中国快速起步。1980~2010年的30年间，中国的保险公司从1家激增到146家，保费规模每10年上一个台阶，从1990年的百亿、2001年的千亿，到2010年的万亿（2010年是14528亿元）。

　　弊在于，在行业野蛮生长中，为了与外资品牌抢夺市场份额，中资品牌选择在产品上与外资 “同质化对标”，不仅照搬西方精算模型，产品也是照搬照抄。1990~2010期间，中国保险市场的外资产品市占率一度超26%，而中资同质化率达80%。

　　以西方精算模型为主的保险模式，为什么在中国水土不服？核心原因有二：

　　一是条款照搬不符合中国现实国情。2000年前后，中资保险公司为快速打开市场，直接照搬香港地区的重疾险条款，完全忽视了内地居民的疾病谱差异和医疗技术发展。比如急性心肌梗死的理赔标准，理赔条款要求“必须实施开胸手术”方可理赔。但2010年之后，随着微创手术的普及，大量患者因不符合 “开胸” 条款被拒赔，全年重疾险拒赔诉讼量同比激增300%。条款照搬的恶果，是让消费者对保险产生“投保易理赔难”刻板印象，至今仍影响着行业信誉。

　　二是利差依赖的盈利模式让行业逐渐偏离保障本质。1996~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连续8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0.98%降至1.98%，但保险公司此前销售的寿险产品仍承诺8%以上的预定利率，形成巨大利差损。为了弥补亏损，保险行业只能将精力放在金融产品的补 “收益率”上，保险被窄化为“金融生意”，陷入“利差依赖”恶性循环。

　　保险行业发展需要新路径，中国的独特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首先，政策定位纠偏。2014年出台的新 “国十条” 首次将保险定位为 “现代经济的重要产业” 和 “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这一定位突破了西方将保险单纯视为“金融工具”的认知。

　　其次，在政策红利下，行业开始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农业险、巨灾险等风险保障的险种创新层出不穷。

　　2013年支付宝推出退货运费险，依托电商交易数据，将保费精确到0.5元/单，理赔时效缩短至确认收货后自动到账，完全颠覆了传统保险的投保、核保、理赔流程。这款看似微小的产品，2023年保费规模达120亿元，服务超10亿人次。它证明了中国保险完全可以不依赖西方经验进行原生创新。这种创新的出发点，正是解决消费者在网购场景中的小额风险保障需求，而非设计复杂的金融衍生品。

　　2021年上海推出“沪惠保”，用“129元保一年、最高230万元保额”的设计，打破了商业健康险的核保壁垒：不限年龄、不限病史。只要是上海医保参保人即可投保。这款由政府指导、保险公司承保的产品，首年参保人数就达739万，相当于每3个上海人中就有1人投保，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比22%，既往症人群占比18%。

　　这些创新背后，是中国保险业对保障本质的回归，对“人民金融”理念的践行。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保险业正在从国际规则的跟随者，逐步转变为全球保险治理的参与者和贡献者。我们相信，中国保险业的实践与创新，不仅将为中国人民带来更加坚实的风险保障，也将为世界保险业发展提供有益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回归本质：保险要成为托举人民的一双手

　　保险行业的最终价值，不在于规模或利润，而在于能否切实回应社会需求。

　　保险1.0，是“为有产者保财产”。创生之初的保险是少数社会精英的风险管理工具，与普通民众无关，保险公司赚的是保费赔付差这点微薄的利润。

　　保险2.0，保险逐渐演化成为财富管理工具。以美国保险公司为代表的保险巨头放大保险的金融工具属性，将保费池视为低成本融资工具，通过投资股市、债市赚取利差，赚取巨额利润。与此同时，美国保险行业在股东回报导向下，逐渐形成了“保费抬高、理赔趋严”的双重特征。

　　如今保险的3.0，是中国保险需要创造的体系，重在保障归位、普惠覆盖、技术驱动、服务取胜。保险不仅是金融产品，更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风险共治契约，其目标是通过风险管理创造社会增量价值。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消退、民生需求升级，这些变化正倒逼保险业的价值重构。国家政策引导保险业从“损失补偿”向“风险防控”转型。中国保险机构需以国家战略为锚点，聚焦人民需求开发本土化产品，打造服务民生的“托举之手”。

　　回归保险的保障本质，做中国人自己的保险，这是中国保险业必须明确的认知。唯有从理念上转变，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才能共振，通过事前降低出险概率、事中避免损失扩大、事后完成快速赔付，最终实现社会总风险成本减少，让保险真正托举民生。

　　很多机构已经行动起来。以旅游意外为例，在传统出行场景里，保险的存在感并不强，保险产品高度同质化，缺乏差异化创新。消费者体验被局限在“事后赔付”，难以感受保险的实际服务价值。

　　看到市场的不合理之处，中国保险机构主动作为、积极创新。今年，中国平安升级“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体系，通过整合平安资源、商业资源、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为用户提供风险发现、情况核实、需求响应、救援实施等在内的4大环节32类服务。

　　除了将急难救援作为保险产品的增值服务，中国平安还创新推出“平安行”“平安24”两款综合保障保险产品，配备“全球急难救援”，覆盖境内外出行保障场景，将“赔付”延伸为“防范+救援+补偿”的全流程服务，强调“防救赔用”安全体系构建，推动盈利模式从依赖利差向依赖服务转变，在实践中验证了“降低整体风险成本”优于“单纯赔付”的逻辑。

　　一个典型案例，“把ICU搬上飞机”。今年5月初，中国平安一位客户在印尼突发急性脑炎，病情严重拨打了95511。平安协调国内三甲医院专家远程会诊，配备ICU设备的医疗专机就位，跨境绿色通道同步开启，48小时完成病人跨国转运，落地后无缝衔接广州中山医院救治客户。

　　今年7月底，新疆乌孙古道突发山洪，中国平安配合政府救援，27小时内出动7架次直升机，成功救援32名被困客户。

　　从“赌客户不出险”到“帮客户少出险”，这背后是社会成本降低与企业永续发展的辩证统一，让企业成为政府公共服务、国民安全保障的市场化补位工具，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服务型保险”。

　　迎接未来：从“个体创新”走向“标配化服务”

　　回顾百年中国，从艰难抗战到新中国成立，从贫穷落后到经济腾飞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科技落后到如今能够在最顶尖的领域（科技、医疗、高端制造）与美国“掰手腕”。中国叙事的脚本，是大国崛起。大国崛起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坚守与创新。

　　四十年前，中国企业的首要任务是在既定规则中寻求发展空间，通过市场化改革融入全球体系。

　　四十年后，中国企业正在经历从“制造”到“创造”、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转变。华为的5G技术、Deepseek、宇树机器人、平安的全球急难援助体系……这些创新成果不仅代表着技术突破，更象征着中国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

　　中国保险业从西方规则的接受者，蜕变为全球保险文明的创新者和贡献者。这种转变的背后，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是五千年中华文明“仁者爱人”“仁政为民”价值理念的当代传承，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当个别企业的个体创新实践，发展成为行业的标配化服务标准，让高质量的保险保障覆盖更广泛的人群，中国保险才能更好地肩负起大国金融使命——托举人民，亦托举一个时代的重量。

　　（作者：许闲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