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离世本已让家庭陷入悲痛，而丈夫竟在其后两年未归家，留下 10 岁的女儿在家苦苦等待。这是何等的残忍与冷漠！孩子正处于成长的关键时期，却缺失了父亲的陪伴与关爱，她的心灵该承受怎样的创伤？网友们纷纷感慨孩子何其无辜，在本该享受父爱的年纪，却要独自面对生活的苦难。家庭的破碎对孩子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希望这位父亲能早日醒悟，回到女儿身边，弥补曾经的过错，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

　　妻子去世后丈夫称太痛苦2年没回家

　　【妻子去世后丈夫称太痛苦2年没回家】7月9日消息，#妻子去世后丈夫称太痛苦2年没回家#话题冲上热搜引发关注。在河南洛阳，生活本就平凡朴实的韩女士，遭遇了人生中最为沉重的打击——女儿意外离世。这一噩耗如同一道晴天霹雳，让整个家庭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只留下年仅10岁、懵懂无措的外孙女。女婿在女儿离世后，仅仅丢下一句“很难过”，便如同人间蒸发一般，整整2年都没有回过家。经媒体与村委协调，父亲承认因双重丧亲打击陷入抑郁，曾有轻生念头；自称经济困难（家人嫌其“窝囊”），无力承担抚养费。父亲辩称失联是因“外婆拒绝交还抚养权”及“威胁找人打他”，但未提供证据；外婆则指控其逃避责任。韩女士多次拨打他的电话，要么无人接听，即便好不容易接通了，得到的也总是那句“我在忙”，随后便是匆匆挂断。在记者得知此事后，决定伸出援手。在记者的不懈努力下，电话终于再次接通。10岁的女儿满心期待又带着一丝胆怯，对着电话那头喊出了藏在心底许久的话：“爸爸，你能不能早点回来，我想你了。”那声音稚嫩却又充满了渴望，让人听了心疼不已。然而，电话那头传来的回应却如同一盆冷水，浇灭了孩子心中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爸爸只是冷漠地说：“再说吧，我等晚一段时间好吧？”话音刚落，10岁的女儿眼中瞬间噙满了泪水，带着满满的遗憾和委屈说道：“爸爸，你的‘晚一段’已经说了2年多了，这2年里你都没有打过一个电话关心过我。”看到孩子如此伤心，记者心疼不已，随即拿走手机，准备与这位“失踪”的父亲好好交流一番。记者关切地问道：“你现在人在哪呢？”可没想到，这句话刚问出口，“失踪”父亲就像被触碰到了敏感神经，直接挂断了电话。

　　记者并没有放弃，为了孩子的未来，随即拨打电话至孩子父亲所在地的村委，诚恳地说道：“麻烦你们让他回来家里边看看孩子吧，孩子天天盼着他爸爸回来，老人年纪也大了，接下来孩子该怎么办啊？”

　　韩女士在一旁，眼中满是无奈与期盼，她声音略带哽咽地表示：“我现在想让他爸爸回来，不是我不能吃苦养活外孙女，这些年再苦再累我都咬牙坚持下来了。而是孩子需要父爱，父爱是孩子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父爱的童年是不完整的。”

　　从法律层面而言，我国《民法典》第1067条明确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义务，这包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费用支出和精神上的关爱陪伴。不履行者需承担民事责任，情节恶劣者可能构成遗弃罪。在这起事件中，女婿长期拒不履行抚养责任，两年间拒绝接听女儿电话、拒付抚养费，其行为已经涉嫌遗弃罪。参考同类案件，2024年某地一名父亲因妻子去世后拒养子女，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法律是社会的底线，它保障着每个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权益。当个人情感与法律义务冲突时，社会必须划清边界，维护法律的尊严。

　　然而，女婿的“痛苦”辩护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争议。网友们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一部分网友评论道：“悲痛不是逃避责任的借口，孩子何其无辜？她才10岁，正是需要父爱的时候，父亲却因为自己的痛苦而抛弃了她，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另一部分网友则认为：“社会应给予丧亲者更多理解，毕竟他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这种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理解不等于纵容，他应该在适当的时候振作起来，承担起作为父亲的责任。”法律与伦理的冲突，在这起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法律强调的是责任和义务，而伦理则更注重人性和情感。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韩女士的困境，折射出我国隔代抚养群体的普遍处境。她坦言，自己患有高血压和关节炎，照顾外孙女日渐吃力。每天不仅要操心孩子的饮食起居，还要关注她的学习和心理状况。孩子懂事，总说“妈妈走了还有我，长大后养外婆”，但她才10岁啊，本应在父母的呵护下快乐成长，却过早地承担起了不属于她这个年龄的责任。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2020年我国随祖父母生活的孙辈占比达38%，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60%。这些老人不仅面临经济压力，就像韩女士独自承担外孙女生活费，为了孩子的营养和教育，她省吃俭用，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更承受情感重负，他们既要填补父母缺位的空白，给予孩子缺失的爱，又要应对自身衰老带来的无力感，身体和精神都备受煎熬。

　　更关键的是，社会支持体系对此类家庭长期失语。社区托育服务覆盖率不足，老人找不到合适的机构帮忙照顾孩子，只能自己日夜操劳；心理疏导资源稀缺，老人内心的痛苦无处倾诉，长期压抑导致心理问题频发；法律援助门槛高，老人不懂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权益，在遇到问题时往往不知所措。这些因素导致韩女士只能求助于媒体，而非制度性解决方案。当“父爱缺席”演变为“代际抚养困境”，社会不能再将责任简单推给个体家庭，而应伸出援手，给予这些家庭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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