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上午10点，乌镇的日头已经很烈了。在西栅一间由老房子改建而成的蚌湾剧场中，作家叶兆言携长篇小说《璩家花园》与读者见面，这是今年上海书展分会场首届乌镇阅读节活动之一。

叶兆言坦率、真诚、自谦，他不喜欢夸大文学的作用，认为作者“不必把手伸太长”。但无论是否正在身处一个文学与纸媒唱挽歌的时代，于他而言，唯有写作，才是一生的“着落”。

活动海报

从祖父叶圣陶、父亲叶至诚到叶兆言、女儿叶子，叶氏四代都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但叶兆言说，他成为一名作家，并不是因为家庭，而是与时代的关系更大。“我上大学时，那是个文学时代，今天称之为‘火热的80年代’，所有人都在写小说，我就稀里糊涂也跟着写小说了。”

他的文学之路一开始算得上顺利。“我利用假期写作，一个暑假写了8个短篇小说，后来发表了5篇，用了3个笔名。当时觉得自己很牛，把文学看得很轻。我想有一天，这个世界上发现有两个伟大的作家，结果都是我。”写完8篇小说后，年轻的叶兆言从南京骑自行车到无锡与女朋友会面，一天骑了220公里。“真是人生很美好的时代。”

后来叶兆言真正成为一名作家，并不是因为很轻易地写了8篇小说。而是后面的5年，尽管还一样在写，但一篇小说也没有发表。“在中国，大多数刊物都退过我的稿子，几十家肯定有。退稿后很沮丧，但也会让你充实。”当时，父亲叶至诚有位好友，在文坛上颇有名望，叶兆言希望对方能帮忙推荐一下。“他跟我说，你要喜欢写就写，就搁在抽屉里。有一天如果你写好了，这些小说都能发表。他有句话没说，写不好，这些东西不发表也没有关系，搁抽屉就拉倒了。”

这句话对这位文学青年产生了核弹般的威力。“你的人生里，如果有一抽屉的稿子，那是很充实的。它证明了你的毅力，你对爱的坚贞程度。”叶兆言回忆，恰恰是这五年退稿的考验，让他“赌气”继续写，“不断地退稿，仍然刺激我继续写。经过五年后，我开始喜欢上这个行当了”。

尽管以勤奋写作而闻名，叶兆言并不喜欢夸大文学的价值或意义。这是他第三次来乌镇，令他想起1984年第一次来乌镇时的情景。“80年代初期，乌镇还没通汽车，茅盾的故居刚开始要修，是三间很小的房子，和今天的乌镇完全不一样。”叶兆言说，乌镇的改变也并非文学之功，“改变这个世界更重要的东西是经济、法律、新闻，这些远比我所从事的虚构文学更重要”。

他始终觉得，文学与诗歌是小众的，是属于那些喜欢文学的人的事情。“很多人认为作家应该成为哲学家、思想家、什么什么家，这些都是对作家过高的要求，意味着作家把手伸得太长。”叶兆言说，作家要做的事情是把一个故事说好，让读者相信，看了觉得有趣，“同样的道理，读者的手也不用伸那么长，看着好看，我就看。不好看，我就扔掉。阅读非常简单，和看手机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璩家花园》是叶兆言最新长篇小说。小说以南京城南一座老宅院，两个家庭，三代人悲欣交集的人生故事为主线，书写共和国七十余载平民史。而这次读者见面会的主题被定为“爱有着落，就是最幸福的人”。叶兆言说，这一主题其实是在讲人生的难度。“爱上一个人，爱上一件事，爱上一个东西，都是很容易的，但持续的爱是不容易的。”他以书中璩天井的人生为例，“我写这本书，目的是使得这种虚假的、不可能的人生，变得相对真实，能够引起大家共同的认识。”

《璩家花园》书封

回答记者或读者的提问时，叶兆言喜欢用比喻。他说，写作就像跳高，最终目的都是跳得更高，但总是以失败结尾。对作者而言，每次写作都是一种黔驴技穷，一种不择手段想达到的状态。但同时，每一次新的写作，都是对以往写作的一次“拯救”。“我是一个不温不火的作家，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看过我的小说，从来不知道我的故事。所以在现实的写作中，在即将开始的写作中，我都有一种要稍微认真一点、要努力写好一点的态度。”叶兆言说，“拯救”或许听起来有点“矫情”，“但通过今天努力的写作，读者觉得这篇小说还可以，可能会去看我以前的小说，就让我以往的小说又复活了。”

公开参加活动、发表演讲或接受记者采访，都非叶兆言所擅长。他更习惯封闭在家里，整天埋头写作。偶尔，他嘴里也会蹦出一些流行词汇。“我刚才聊以前的乌镇，这样的话题重新叙述一遍可能会有点意思，但很多人根本不爱听，这是‘老登’的话，一股‘爹味’，这也是事实。”叶兆言说，他经常提醒自己不要倚老卖老，不要卖弄自己的经历，不要说多少年前就来过乌镇了，“我孩子经常警告我，所以我也提醒自己，虽然免不了‘老登腔’。倒不是为了讨年轻人的好，因为我想起年轻时候，也不爱听父母的那些话。”

在叶兆言的书里，“南京”是频繁出现的城市。他把这座城市比作分享会时屁股下坐着的那张凳子。“没有这个凳子，我不站在土地上。相当于王安忆的这块土地是上海，苏童脚底下土地是苏州的一个郊区一样，我不能悬在半空中跟你说话。”但同时，叶兆言也强调，“很多人觉得我立志为南京写作，其实不是这样的，城市这个符号不重要。把《璩家花园》的故事移植到乌镇，也是一样的”。他觉得，文学一定不能搞地方主义，不能像卖土特产一样，“文学是世界性的，越是世界性的东西，越是地方的”。

叶兆言说，这是一个文学在唱挽歌的时代。“文学在乌泱泱的人群间，多么渺小、多么不重要、多么没意义。这是一个事实。但我也想说，写作本身对我是如何重要，我又如何喜欢它。”

采访尾声，有记者提问，他是否在写新的作品。叶兆言说：“我是一个种地的老汉，我肯定还在种地。”就像分享会的标题所写的那样，如果爱有“着落”。那写作，就是叶兆言的“着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