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佳玲

2025年非同寻常，既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我十分怀念我的外公——著名电影导演孙瑜，感佩他在90年前以电影为武器，号召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事迹。

孙瑜（1900-1990）

一、清华学校毕业 赴美学习电影

我的外公孙瑜，原名孙成屿，1900年出生于重庆的书香之家。其父亲孙才元是前清举人，他自幼诵读《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等“圣贤”诗书，深受“人之初，性本善”的哲学启蒙，尤对《千家诗》中带音乐的诗句感兴趣。

外公在年少时跟随为官的父亲辗转迁移多地，沿途既领略了祖国山河的雄伟壮丽，也耳闻目睹了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封建统治阶级欺压下国破家亡、百姓流离失所的惨景。从那时起，外公心中就留下了仇恨外国侵略者和黑恶势力的印记，萌发了向往人类自由平等的理想和追求。

1914年他到天津南开学校上学，期间对戏剧和电影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次他在校园里和长他两岁的学长周恩来偶遇，那时已是学生领袖的周恩来鼓励他说，“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用，就要大胆学。先学好基础功课，再下苦功学下去，什么都会学好的”。这番话促使外公在思想上逐渐把国家兴亡、民族盛衰和自己的求学志向联系起来。

1919年，外公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三年级时，他以“理白”笔名翻译了美国作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短篇小说《豢豹人的故事》和英国作家托马司·哈代（Thomas Hardy）的中短篇小说《娱他的妻》，这两篇作品均被发表在由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茅盾还亲自写了六页长信给外公，鼓励他从事文学创作。

1921年发表在《小说月刊》上的译作

之后，外公在“华北电影大王”罗明佑主办的影评征文比赛中,以一篇《赖婚的一个科学的评论》的四千字影评,荣获第一名。这次特殊的经历使他进一步树立了“要以电影作为他的终生职业，实现‘电影救国救民’理想”的人生目标。

1923年夏，外公从清华学校毕业，赴美公费留学。由于当时的电影存在客观上的局限性，人们普遍对电影人持有不务正业的偏见，但他决心已定，因此就采取了“曲线迂回”的方式，先作为三年级插班生进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主修文学和戏剧，选修莎士比亚、现代戏剧、德文、西班牙文等科。他的毕业论文《论英译李白诗歌》被评为“荣誉学士论文”。

获得学士学位后，外公深知自己留学的真实目标是学习“电影”，因此他毅然放弃了只需再读一年便可取得硕士学位的机会，立即前往纽约，进入纽约摄影学院（New York Institute of Photography）专攻摄影、洗印、剪辑、化妆等；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学习“电影编剧”和“导演艺术”课程。成为庚款留学生在美国系统学习电影制作的第一人。

外公在美留学期间，有三件事情更加坚定了他的“电影救国救民”之志。其一：1925年5月，因日本资本家残杀上海纺织工人引发的“五卅运动”；其二：1925年12月，在济南发生的军阀张宗昌冤杀坚持司法正义的山东高等审判厅厅长张志（孙瑜岳父，1880-1925）事件；其三：国外电影中对中国人形象进行的恶意丑化。国仇家恨使外公的思想受到极大触动，由此产生的嫉恶如仇情绪都体现在了他以后编导的一些影片中。

二、编导进步剧本 推动电影救国

1926年，外公满怀激情自美学成归来，希望能将国外的电影理论运用到推动中国电影事业发展中。他在写给导演洪深的信中表达了“电影救国”的志向：“至于舞台剧或影剧，并非我辈自负，中华将来命运，与之关系甚深。我辈在现时制剧，何不向救国方面做去。国耻之羞，穷饿之惨，气节沉沦之悲，何处不能痛写告众。”

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中国电影事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同时中国社会发展矛盾重重，面临内忧外患的复杂局面。广大民众厌倦了才子佳人和武侠神怪这类题材的电影作品，迫切需要揭露社会时弊，反映民众现实疾苦，宣传革命情绪的影片。

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1928年外公进入长城画片公司，执导了个人首部电影《潇湘泪》。1929至1930年，他又在联华影业公司运用新颖的套拍方式拍摄了《故都春梦》和《野草闲花》。这两部影片打破了“鸳鸯蝴蝶派”和武侠神怪题材的局限，给影坛带来了新的气息。外公成为联华公司倡导“复兴国片运动”的积极践行者。

《野玫瑰》剧照（主演：金焰、王人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而此时外公也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高峰期。他在相继编导了既叫好又叫座的《野玫瑰》《天明》《小玩意》《体育皇后》等数部电影的同时，也创作并执导了代表作《大路》等著名影片。这些充满家国情怀的抗战爱国作品，明显表达出被剥削被压迫的底层人民所拥有的勇于改变命运、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鼓励人们去创造未来的美好生活。

1932年4月影片《野玫瑰》上映。外公借女主角小凤之口率先喊出了“中国就是妈妈！爱中国就是爱妈妈”。在1933年1月上映的《天明》里的片中人又高喊“革命是打不完的！一个倒了一个又来！”的响亮口号，这部作品当年也被列为“左倾”赤色影片，在香港等城市被禁映或删减后才被允许放映。

此外，外公还将“实业救国”“体育救国”的理念融入他编导的诸多影片中，在此过程中，他其实就是在全身心地致力于“电影救国”的远大志向。

1933年2月“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外公是主要发起人和执行委员之一，该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兴电影运动”正式开始。“因为电影可以培养新的生机，可以毁灭旧的枯骨，并可以启发埋藏着的力量”。（摘自孙瑜《岁首小言》，1935年第17期《电影画报》）

三、传世之作《大路》 抗战电影经典

在外公几十年的电影生涯中，一共创作或编导了20余部影片，贯穿了中国电影从无声到有声、从战前到战后的转型全过程。而在所有这些电影作品中，堪称代表作的就是《大路》。在外公的思想中，“大路”象征着自由解放的大路，他希望通过《大路》，将“全人类平等自由”的愿望在电影中具象成光辉灿烂的前景蓝图，以此作为“电影救国”理想的实践。

《大路》海报

1934年5月，外公用一个月的时间写好《大路》的剧情梗概和分镜头剧本。从题材上看，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以工人为主角的作品，主要讲述金哥和他的五个兄弟不惧压迫，修筑军用公路，最后在与敌人的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故事。从类型上看，影片中既有青年工人们打闹玩笑的场景，也有最后筑路工人们壮烈牺牲的情节，所以它既不是“喜剧”，也不能称为“悲剧”， 整部影片彰显着诗意与抒情的格调，充满青春活力和乐观主义精神，讴歌了劳动人民热爱祖国、勇往直前、团结友爱的崇高品质。

《大路》是一部典型的“群戏”，勇敢乐观的老金，沉默的老张，率真的章大，古灵精怪的韩小六子，积极进取的小罗，聪明的郑君，豪放的茉莉，温柔的丁香，都尽情释放出角色本身独特的个人魅力。片中六条“好汉”代表了对未来抱有必胜信念的工人群体，但他们的性格又各有不同。

早在外公创作《大路》剧本时，他就已经选定好主要演员，将他/她的形象与将被塑造的角色尽可能地接近，这也是他在构思剧情和塑造角色时养成的习惯，他还被誉为中国电影界的“伯乐”。

《大路》的八个主要演员中，金焰、黎莉莉、陈燕燕、郑君里都曾经过外公的发掘和培养，当时已成为独当一面的电影明星。他在导演中，力求让每一个角色都能得到尽可能的机会发挥自己的特长，但也不能发生“抢戏”，同时还要避免某些主要角色成为“跑龙套”的活动背景。最终使全体演员之间达到相互对比、相互衬托，影片中各人物呈现的总体效果是“性格迥异，相得益彰”。

影片主题歌《大路歌》是中国电影音乐史上的第一支劳动号子。外公曾于1955年在《文汇报》发表过一篇题为《怀念聂耳》的文章，文中提到了《大路歌》的创作过程。《大路歌》由外公先写好歌词，然后他约请聂耳为其谱曲，希望这首歌能够带一点《伏尔加船夫曲》那样悲壮的调子，因为外公觉得，筑路工人拉着压路的铁磙时，也好像旧俄船夫们拉着沉重的木船，但同时曲调也要体现出筑路工人们渴求自由和解放的精神。

《大路歌》随着1935年影片的上映广为流传，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传唱度最高的电影歌曲之一，更是成为“中国革命之号角”深入人心。1945年至解放战争结束，《大路歌》和《开路先锋》被新华广播电台选为开始曲或结尾曲，其悲壮但又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旋律回荡在张家口、大连、华东、北平、武汉、青岛等地的上空，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民众的昂扬斗志和爱国热情，同时也更加激发了外公炽热的爱国热情。

参加拍摄《大路》的影星签字

《大路》中多处运用了蒙太奇手法来丰富故事叙事和表达情感，增进与观众的情感共鸣，这在当时的中国电影中是前所未有的。例如在影片最后一场戏里，金哥和他的五个兄弟终于把军用公路修建完成。这时敌机飞来轰炸扫射，金哥和他的兄弟们全部壮烈牺牲。当中国的军车一辆接一辆经过公路驶向抗敌前线，在敌人轰炸中幸存下来的丁香，好像又幻见了金哥等人从血泊中站了起来，依然在奋力拉着铁磙前进，哪怕生命已逝，他们的灵魂仍继续在修路，在为中国的革命而奋斗。这时回荡在天空中的《大路歌》又一次雄壮激昂地响起“背起重担超前走，自由大路快筑完！……”

音乐与画面的巧妙配合起到了震撼心灵的更好效果。《大路》是外公对高尔基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进一步探索，也坚持着“孙瑜电影”中的一贯风格--充满诗意的、抒情的、歌颂青春活力的革命乐观主义风格。

1934年6月《大路》开拍，在无锡太湖、浙西山区等地拍摄外景，又返回上海拍内景，经过为期半年的拍摄、剪辑、配音和混录等工作，终于在1934年底制作完成。

1935年元旦，《大路》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首映。由于那时政府当局加强了对电影的政治审查，因此外公只有通过替换敏感词来规避当局的“剪刀”和禁令。在他为影院写的说明书中找不到“抗日”“东北”“一二八”“帝国主义”等字眼，代之以“弱小民族的国土”“进逼中的铁蹄和炮火”“敌国”“自求生存”等字句。

影片上映后大获成功，因其适应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好评如潮，也获得进步影评的肯定和鼓励。著名音乐家孟波（1916-2015）曾在《<义勇军进行曲>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回忆文章中，就电影《大路》有这样一段描述：“1934年秋，我有幸在北京路金城大戏院观看影片《大路》的首映式。那时，我与许多青年人一样，由于民族的危亡和社会的黑暗，正处于苦闷和彷徨之中。影片一开始，银幕上出现一群筑路工人，踏着沉重的步伐拉着铁磙，高唱《开路先锋》歌。这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歌声，博得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也震撼着我的心灵。”他还写道，“沉重有力的《大路歌》，象征中国人民有着顽强不屈的意志和无坚不摧的威力。影片结束后，我满含激动的热泪，感到热血沸腾。《大路歌》、《开路先锋》的歌声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驱散了我思想上的苦闷和精神上的空虚，第一次感到革命歌声的力量。促使我在同年冬天投身于抗日救亡的群众歌咏运动”。

通过不断实践，外公已经将电影当作手中武器，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剥削阶级压迫，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大路》的影响尤其广泛且深远，影片内容敏感，抗日主题触及到了电影审查底线并招致日本侵略势力的仇视。他原打算一鼓作气接着拍摄主题更加鲜明的影片《船夫曲》，但因该剧反映了黑暗统治下的社会现实，联华公司考虑到可能会对社会的冲击和民众情绪的影响，阻止了影片拍摄的提议，这也成为外公心中的一大遗憾。

四、泛舟百年银海 爱国矢志不渝

1951年2月起，外公花了三年时间呕心沥血编导完成的电影《武训传》在全国连映数月，好评如潮。《大公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肯定该电影的文章有40余篇。

《武训传》海报

然而，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由此展开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对《武训传》的批判运动，这一场自上而下的整肃运动持续了一年之久。《武训传》成为了新中国首部禁片。

回顾这一次重大的人生考验，外公在他的回忆录《银海泛舟》中感叹道：“我作为已经在‘银海’泛舟、年逾半百的‘舟子’，在惊涛骇浪中力撑破帆，几乎濒于覆舟沉海。”当时有人希望他去海外发展，但外公始终以一颗赤子之心渴望继续为祖国的电影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那些劝他去海外发展的人给出了回答。

后来外公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在他们的直接关心下，外公这叶“舟子”重新起航，凭借着在困境中坚忍不拔的精神，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希望拍出更多反映新中国时代风貌、讴歌劳动人民勤劳智慧、高尚品德的作品，通过电影实现爱国理想，为祖国、为人民，在艺术上做出最大努力和贡献。

1956年，外公编导了以长江第一批女驾驶员成长经历为主题的彩色影片《乘风破浪》，该片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喜爱。编导和演员们收到了许多青年男女的来信，热忱地表达了他们也希望能当上驾驶员和海员。1980年，《乘风破浪》被选为中央文化部和全国妇联联合举办的“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七十周年电影周”展映的四部影片之一。

《鲁班的传说》海报

1958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外公执导了历史传说片《鲁班的传说》，开始在创作中探索“诗意的民族风格”。该片被影评人认为是孙瑜电影美学中的“提纯之作”，堪称“极简主义”的典范。

1960年11月外公当选为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并连任两届直至1989年换届。1961年，由外公执导的黔剧艺术片《秦娘美》在国内和东南亚地区公映后大获成功，对黔剧这一贵州传统戏剧的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那之后，外公还有很多艺术构思正在酝酿和等待实现中，但这一切都被那场始料未及的“运动”给打断了。外公在1987年出版的回忆录《银海泛舟》中写道：“1961年来临，《秦娘美》戏曲艺术片完成公映，我已年逾“花甲”之年。当时我没有意识到，那一部小巧玲珑的戏曲艺术片竟成了我泛舟银海导演的最后一部电影作品。”

文革结束后，年近八旬又体弱多病的外公已无力再返回片场手执导筒。但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外公又拾起了曾经被迫放下的笔，积极践行着一名艺术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恢复写作，相继完成了《孙瑜电影剧本选集》《李白诗新译》，以及回忆录《银海泛舟》等著作的出版，无怨无悔地燃烧自己最后的人生。

五、结语

《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地纪念馆（百代小楼）

2025年，也是我的外公孙瑜诞辰125周年，还是他的亲密好友——人民音乐家聂耳逝世90周年，以及外公编导的电影《大路》上映90周年纪念。5月初，我怀着无比虔诚的心情走进了重新向公众开放的《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地纪念馆（百代小楼）。经过展陈更新升级后的百代小楼汇集了300余件珍贵的历史文物，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到历史的厚重。

纪念馆还复现了1934-1935年百代唱片音乐部的历史场景。正是在百代唱片公司的这栋小楼里，外公和聂耳以及电影《大路》中饰演筑路工人的金焰、张翼、郑君里、韩兰根、罗朋、章志直等主要演员一起，铿锵有力地高唱影片中的两首歌曲《大路歌》和《开路先锋》，将悲壮激昂的歌声永久地刻录在时代的唱片上。

彼时彼刻，站在这里，我的眼前仿佛浮现出外公的形象，耳边再次响起了“大家努力，一齐作战。大家努力，一齐作战。背起重担朝前走，自由大路快筑完。哼呀咳嗬咳，咳嗬咳，哼呀嗬咳吭，嗬咳哼”的歌声，经久不息，传颂永远……

（2025/9/13 修订于上海）

注：本文作者系孙瑜的外孙女，文章原载于《上海采风》2025年第3期，现经作者修订后授权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