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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你手机里正筑起‘傻子共振’围墙”“可怕，一场‘傻子共振’的互联网危机正在袭来”……近一年来，“傻子共振”一词在网上频频出现。按很多使用者的说法，该概念出自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1959年出版的著作《傻瓜的共振：组织内愚弄的行为》。

但这只是个伪托词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系副教授董晨宇日前就专门就此发声，称目前没有可靠资料证实戈夫曼出版过此书，其1959年出版的成名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亦未出现过“傻子共振”概念，核心论据也与该概念表达的内容无关，“在英文社会学界并未发现‘傻子共振’这一概念，这一说法极有可能来自中文网络作者的网络文化再创造，并不具有任何严谨的学术价值。”

这无疑是颇显荒诞的一幕：一个纯属虚构的学术概念，经过一条以讹传讹的传播链条，竟堂而皇之地登上公共讨论的舞台，还被包装成社会学大师戈夫曼的理论发现。如果说真有所谓的“傻子共振”现象，那这本身未尝不是对它的直观注解。

“傻子共振”的流行是认知偷懒的反映

细究起来，这场造词闹剧的演化路径堪称互联网时代伪学术概念的“速成样本”：2023年5月，有网友在某问答社区用“傻子共振”形容信息茧房的负面影响，彼时还只是个人化表达；可不到两年，它被某些自媒体绑定算法、短视频等，虚构出学术出处，从“网友随笔”摇身一变成“社会学理论”。

更值得警惕的，是传播过程中的“情绪加码”：从最初讨论信息环境，到暗示“愚蠢会人传人”，再到将算法描述成挑拨人际关系的“元凶”，这期间的几乎每一次传播，都在简化复杂议题、强化群际对立，让公共讨论沦为标签化的情绪宣泄。

“傻子共振”这类伪概念之所以能大行其道，究其根源就在于，它精准踩中了当下的社会情绪痒点。在“魔法对轰”大行其道的时下，法国学者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描述的情形——“群体无意识的行为取代了个人有意识的行为，这是现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现实中得到了部分印证。这番景象隐含的“群体极化”风险，理应引发社会思考。

“傻子共振”的流行，与“信息茧房”的泛化有着相似逻辑：二者都寄生在真实焦虑之上，通过使用学术黑话或舶来语汇，为渲染敌对情绪或宣扬歧视心态镀上理性光泽。但“遇事不决，量子力学；归因无方，信息茧房”，本就是认知偷懒与思维惰性。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就曾指出，“信息茧房”是个似是而非、缺乏科学证据的概念。可就是这么个词语，在今天已脱离提出者桑斯坦表达的原有语境被人重新定义，成为解释一切社会分歧的“万能钥匙”，也成了许多人逃避思考的认知工具。“傻子共振”则更进一步，直接用“傻子”这样极具攻击性的贬义词来描述社会现象，它除了用过激情绪唤起更多过激情绪，别无价值。

“傻子共振”本质上也是语言腐败

从学术严肃性的角度讲，“傻子共振”属于对学术权威的名头冒用，本质上是知识欺诈，这是对涉事学者的“碰瓷”，也是对信息环境的破坏。

戈夫曼作为社会学经典理论家，其“拟剧论”“框架分析”等理论本是帮人们理解社会互动的工具。可“傻子共振”却是打着其名头“招摇过市”。可部分人却虚构其著作与观点为以学术之名反学术的攻击性语言背书，这无异于对其学术声誉的损害。

假学术权威之名造词，还会制造信息迷障。就跟四处流传的“鲁迅说”“白岩松说”等伪名人语录那样，这些伪理论不光会损害学术的严肃性，也会侵蚀人们对“何为可靠信息”的判断能力。

从公共表达的维度看，“傻子共振”也是简单粗暴贴标签行为习惯的加固，这极易摧毁公共空间的理性对话基础，导致戾气四溢。

“傻子共振”看似只是造了个新词，实质上制造的却是“概念病毒”——它在用学术权威为此类情绪化语言背书时，也是在通过将复杂社会现象简化为单一原因来制造认知捷径。

毋庸讳言，在信息过载的时代，人们对复杂解释的耐心渐趋稀缺，更倾向于接受“一句话总结”的标签化认知。当那些复杂问题归因于“信息茧房”，将个体行为差异归结为“傻子共振”，看上去也远比剖析背后深层症结要轻松。

但“傻子”二字天然带有智力优越感，使用者在用这个概念时，会无形中完成“自我智性加冕”与“他者认知贬低”的操作。将公共议题动辄简化为“聪明人”与“傻子”的对峙，寓于其中的二元对立思维，会让公共讨论跳过“理解差异”的环节，直接进入“站队攻击”的阶段。

随之而来的，就是用标签替代论证、用情绪替代逻辑的习惯在架空理性思考的基础，“我说的你不懂”的傲慢与“你不同意便是傻子”的暴力会扼杀对等交流的空间，是真问题被塞进伪概念抽屉后，结构性痛点和深层次症结被遮蔽，解决问题契机会被挥霍。

从根本上讲，情绪过剩、理性不足的“傻子共振”，就是语言腐败的体现。在重建公共讨论理性基础成重要议题的今天，社会各方该着力清除这类路障，而不是被其带偏。

这需要多方合力构建“认知免疫系统”：学界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枢纽，当辨伪去妄，在这里，董晨宇对戈夫曼提出“傻子共振”的辟谣就可资借鉴；平台作为信息分发中心，也该为此类伪概念传播踩刹车，在这方面，抖音上线“辟谣卡”就是积极尝试；网民作为信息消费者，也不能失去辨析能力，再碰到类似名词时该想想：它真的是学者所说吗？是否有理论佐证与数据支撑？会不会有反向结论？

说到底，互联网应是拓宽认知的桥梁，而非制造对立的战场。“傻子共振”这类造词闹剧，该歇歇了。(文/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