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中，新质生产力已经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高度重视“因地制宜”？

从宏观层面看，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个不平衡不充分，既体现为城乡区域发展水平尚有明显差距，又体现为不同地区的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和能力潜力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地区因自然地理和社会条件不同，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体系。如东北地区具有良好的重工业基础，东部沿海地区拥有发达的轻工制造业。如果将观察的层面细化到具体省市乃至乡镇，就会发现，各地的资源禀赋大不相同，在产业发展上也各具特点。

就发展实际而言，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仍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尤其是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地方经济发展、就业稳定和财政收入增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能将其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而是要基于现实基础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最终实现新旧动能平稳接续与有效转换。如东北地区可依托原有重工业基础推动装备制造业升级，东部沿海地区则可发挥轻工制造业优势拓展高端品牌与定制化生产。

当前，一些地方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还存在盲目行为。有的地方未能正确认识“立”与“破”的辩证关系，一味求新求异求快，将大量人力、土地和财政资源投入到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之中，却未充分考虑到自身缺乏相应的产业基础，结果新的产业长期停留在概念和宣传展示层面，不仅产业发展与实际严重脱节，而且压缩了传统产业的发展空间，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些都说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那么，如何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把握好因地制宜这一科学方法呢？

一是全面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就等同于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不意味着传统产业经过转型升级就不能形成新质生产力。应跳出“新产业依赖症”，摒弃片面的“抄作业”思维，需聚焦地方优势资源，做好“老树发新芽”的文章。既要坚持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又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稳基础的前提下前瞻性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二是重视用好“穷办法”和“土办法”。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穷办法”“土办法”在着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今天仍具有意义和价值。所谓“穷办法”，就是在特定发展阶段和资源条件下，采取符合本地实情、实效明显的产业发展路径。所谓“土办法”，主要是充分挖掘地方各种资源条件，在尊重地方性知识、文化传统和产业基础的条件下，寻找适应当地的办法。要认识到“穷办法”“土办法”里也有“真知识”，也能长出“富产业”，必须力戒形式主义，把有限的资源和力量用在刀刃上，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产业发展质量。

三是强化产业链协同与新旧产业联动。立足本地已有优势产业，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推动产业链各个环节实现效率和质量的提升。一方面，优化产业布局与形成协同机制。制定科学的产业协同发展规划，明确特色主导产业，推动资源向重点领域集中，避免产业过度分散。针对多样化的传统产业，可通过产业关联分析筛选具备协同潜力的行业，推动形成配套联动。同时，以产业园区为载体打造产业集群，促进企业集聚和形成规模效应。另一方面，增强链主企业的带动作用。鼓励链主企业开放技术接口与数据平台，引领上下游中小企业共同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针对产业链条较短的问题，可开展强链补链工程，通过精准招商吸引配套企业，弥补关键环节缺失。

四是自觉将基层创新与顶层设计相协调。中央提供方向性指引和制度保障。地方因地制宜探索实践路径，也可以通过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经验。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符合复杂经济系统的演化规律。因地制宜不是分散化，而是精细化统筹的一种高级形态，强调在国家战略指引下，基于地方比较优势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这正是实事求是的具体体现，也是新质生产力能够真正扎根成长的关键。

还要看到，新质生产力发展可能伴随着就业结构变化、劳动力技能需求升级等现象。例如，传统工业基地需兼顾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超大型城市要考虑新兴场景对新就业群体的影响，等等。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各地将本地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社会等非经济因素纳入到经济政策的评估当中，同步设计社会政策，防止出现“合成谬误”。需更加重视通过市民服务热线等渠道聆听社会声音、汲取群众智慧、做好社会动员，从发展视角努力补齐现存民生短板，在回应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中开拓经济发展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