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李览青 上海报道

　　近期，围绕中小银行跨区域展业的相关趋势，市场出现“一松一紧”两个热点。

　　一个热点是，在中小银行改革化险的背景下，部分城农商行通过吸收合并当地村镇银行设立分支机构，从而新增展业区域。

　　另一个热点是，从6月中旬开始，监管调研多家金融机构，关注中小银行跨区域展业问题，特别是通过全国性助贷平台拓宽展业区域的情况，市场也因此产生了相关政策指标或将收紧的传言。

　　两个热点话题背后，其实是中小银行近年来面临的普遍困境：净息差下探，行业分化进一步加剧，中小银行拓规模诉求强烈，但面临着既有风险化解与潜在风险防范的双重压力。

　　部分城农商行跨区域设立分支机构

　　近年来，在中小银行改革化险提速的背景下，多家城农商行通过改建分支机构的方式，吸收区域外村镇银行，从而实现展业区域的拓展。

　　城商行方面，今年5月宁波金融监管局批复，同意解散宁波江北富民村镇银行，全部资产、负债、业务、网点、员工及其他一切权利义务由江苏银行承继。同日另一则批复显示，江苏银行收购宁波江北富民村镇银行设立宁波分行开业的请示获得同意。

　　去年11月，哈尔滨银行也获批通过吸收重庆市酉阳融兴村镇银行在重庆市新设3个支行。

　　农商行方面，今年以来，上市农商行常熟银行三次计划“村改支”，相继吸收宿迁宿城兴福村镇银行、江苏宝应锦程村镇银行、江苏江宁上银村镇银行、江苏如东融兴村镇银行、盐城滨海兴福村镇银行、镇江润州长江村镇银行、常州钟楼长江村镇银行等合计7家村镇银行，并设立相关分支机构，进一步扩张网点布局，渗透县域市场。

　　此外，海南、辽宁、山东、内蒙古、广东、湖北、河北、贵州、四川等多地均有村镇银行改革重组，其模式大多为村镇银行被主发起银行合并后改制为新设支行或分行，也就是“村改支”“村改分”。

　　城农商行的跨省、跨市新设分支机构受到市场高度关注。不过，这些银行在吸收当地村镇银行前，均已在该省、市有所布局。例如江苏银行在跨省设立宁波分行前，已在浙江省内设有杭州分行；哈尔滨银行也已设立了重庆分行，并在各个区县设立支行；而常熟银行在吸收7家村镇银行前，已在苏州、无锡、镇江、南通、盐城、扬州、泰州、连云港、淮安、宿迁等江苏省内多个城市设立分支行，但通过“村改支”后将业务触角延伸至南京、常州等此前未能覆盖的地级市。

　　某华东农商行高层向记者透露，这并不意味着城农商行跨区域设立分支机构出现“松绑”。“从目前‘村改支’‘村改分’的案例来看，都是当地金融监管部门让已经在区域内设有分支机构的银行参与发起，而不是直接放开跨区域展业限制。”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同样表示，目前不存在跨区域展业放松的情况，大多是出于中小银行化解存量金融风险的考量。

　　仍有银行借力突破区域展业限制

　　本轮商业银行区域展业的限制始于2020年。

　　2020年出台的《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第52条阐明了“本地化经营”的基本原则，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区域性商业银行应当在住所地范围内依法开展经营活动，未经批准，不得跨区域展业；另一方面，2020年以来一系列针对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政策出台，将区域性银行借力互联网贷款平台快速扩张异地放款的路也“封死”了。

　　然而，记者多方调研了解到，尽管跨区域展业不被监管允许，但银行拓展区域外客户服务的做法仍客观存在。

　　一位资深从业人士向记者透露，目前银行服务区域外客户的主流模式有两种：

　　第一种是公司贷款方面，针对总部位于区域内的集团大客户，商业银行为其异地子公司、分公司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或为客户在异地开展的项目提供授信。“一些民营银行会用这种方式为大客户服务。”他告诉记者，这是银行对集团客户实施统一授信管理下的一类模式，由于民营银行线下网点较少，大多通过自营线上渠道展业，在账户开立环节有一定操作空间。

　　第二种是零售贷款方面，尽管近年来监管发布一系列政策，对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进行整改规范，要求银行在开展联合贷款业务时，不得推荐其注册地辖区以外的贷款客户，但记者了解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同银行对“区域内客户”的设置标准有所差异。在部分银行放款流程中，只要客户的IP地址、手机号码归属地、身份证户籍地址这些信息中有一项满足银行所在地要求，该行就可以进行放款。

　　另有头部助贷人士向记者透露，助贷平台在进行客户推荐时，一般会根据合作银行上报的信息来配置符合要求的属地客户资源，由银行方面进行自主风控审批，但部分民营银行存在虚报经营网点的行为。“这是很容易识别的违规操作，头部平台也不敢这么做，但对于一些贷款产品年化利率在24%到36%的平台来说，这部分资金来之不易，所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表示。

　　近期，记者了解到，从6月中旬开始，监管调研了多家中小银行，评估当下跨区域展业、特别是通过全国性助贷平台拓宽展业区域的情况，市场也因此产生了相关政策指标或将收紧的预期。

　　上述助贷人士表示，民营银行与腰部以下助贷平台“各取所需”，银行有拓展更多获客渠道的冲动，利率水平超过24%的助贷平台渴求资金。监管对相关业务的收紧意图被业内视为切断高利率贷款产品资金来源，从而引导综合融资成本下行。记者此前曾报道，在合规趋严背景下，很多银行已切断对“24%+”贷款产品的资金供给，有银行甚至停止了所有互联网贷款业务。

　　此外，记者发现，异地展业不仅存在于贷款端，部分民营银行依然存在异地揽储的情况。事实上，早在2022年《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发布后，部分地方中小银行通过互联网存款大量异地揽储已经被明令禁止。但在社交平台上，某华东区域民营银行客户经理透露，对于不在本地的客户，在开设二类卡时填写推荐人工号，就可以开卡购买该行存款产品，另有多位投资者发帖透露，该行客户经理可在后台修改相关设置进行授权，在异地也完成了存款。

　　跨区展业限制由松到紧

　　值得关注的是，从近年来的法院判决来看，部分地区法院在实际判例中，判定商业银行突破异地展业限制发放互联网贷款所签订的借款协议无效。近年来亦有多家银行因跨地域经营监管要求落实不到位等问题遭到监管处罚。

　　回顾过去20年监管对区域性银行跨区展业的态度，经历了由宽松到收紧的两个阶段。

　　城商行与农商行的建立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信用社时期，农信社成立之初就是为了满足合作社社员的金融需求，在改革开放以后城市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促进了城市信用社的推广与发展。可以说，从一开始城市、农村信用社的成立就是以熟人信用为纽带，满足区域内个人、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很难实现跨区域经营。

　　不过自21世纪以来，城市与农村信用社的股份制改革，推动城农商行进行商业化运作，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也为区域性银行设立异地分支机构、降低银行准入门槛提供条件。2006年上海银行设立宁波分行，标志着城商行的第一个异地分支机构成立。公开信息显示，到2009年末，全国已有数十家城商行，其设立的分支机构超过110家。如前文提到的哈尔滨银行就在2009年成立了成都分行，在2010年成立了重庆分行。

　　记者了解到，在2009年原银保监会颁布的《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中，就提出放宽城农商行异地经营的限制，并将省级范围内的审批权下放到了各个省级银保监会。

　　在2015年发布的《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修订）》中明确，除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新设分支机构、合并吸收改建分支机构需要经由金融监管总局受理、审查决定，城商行设立分支机构、合并吸收改建分支机构均由金融监管局各地分局受理并初步审查后，由金融监管总局最终审查并决定。

　　直到现在，区域性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审批权依然在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如果银行本身在新分支机构所在省、市有所布局，将有利于区域资源的协同，促进整体区域金融服务的发展，这可能也是监管批复的一大原因。”华东某城商行人士表示。

　　然而，2010年以来，一方面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区域性银行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规模高速扩张，特别是高度依赖第三方平台获客、风控，埋下系统性风险隐患；另一方面，部分区域银行的无序扩张，衍生出伪造票证、假担保、骗贷等问题，导致部分区域性企业带来的风险向金融市场蔓延。

　　“一定程度上，对银行跨区域展业的限制与经济周期息息相关。当过度扩张导致经济过热时，监管有必要敲响警钟，限制跨区域业务的无序扩张乱象。”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下一步，可以支持农商行基于化解风险的目的设立异地分行，更好地加快村镇银行结构性重组。

　　本地化发展与风险防范的平衡术

　　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区域性银行是否应当深耕本地、杜绝跨区域展业？不同机构有不同的考量。

　　事实上，从近两年部分城商行的业务转向来看，基于当地政府平台的政务金融业务，成为优质区域城商行的发展优势。

　　例如2024年末杭州银行公共设施管理行业贷款规模最高达到2439.6亿元，是其对公贷款投放最重要的行业，占贷款总额比重达到26.02%，同比增速14.65%。不仅如此，杭州银行在该行业的不良贷款总额连续两年不超过100万，不良贷款率趋近于0%。

　　成都银行在2024年末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贷款余额达到2819亿元，占全行贷款的比重接近40%。事实上，租赁服务业与公共设施管理行业，均为银行信贷通过地方融资平台流入实体经济的重要通道，公共设施管理行业的贷款发展稳健，是由于这些城商行所在地的平台信用资质较好，城市建设相对成熟，贷款风险表现较好。

　　然而，对于部分区域信用资质较弱的区域性银行，在经济承压特别是房地产和地方债务风险传导下，亟需加快改革化险的进程。

　　“原本区域性银行的定位是服务当地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三农’等群体，但部分区域性银行承担了过多地方的政策性职能，反而服务于地方国有企业或融资平台，导致区域风险向金融风险传导。”一位地方融资平台人士向记者坦言。

　　董希淼向记者表示，一般客户集中度较高，在经济动能转换期如果当地某个支柱产业受到冲击，或本地大客户遭到冲击，对本地农村金融机构的影响就比较大。“这些机构很难做到‘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董希淼表示，对于规模小、抗风险能力较弱的金融机构来说，受区域经济的影响就相对较大。

　　他认为，可以有条件、有限制地允许一部分符合条件的城农商行来设立异地分行，从而实现风险化解与发展转型的目标。

　　前述农商行人士也表示，希望在避免监管套利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放开对优质区域农商行业务创新与展业范围的限制，以促进改革化险和行业发展。